【原文】
來書云：「上蔡(1)嘗問天下何思何慮。(2)伊川云：『有此理，只是發得太早。』在學者功夫，固是『必有事焉而勿忘』，然亦須識得『何思何慮』底氣象，一併看為是。若不識得這氣象，便有正與助長之病；若認得『何思何慮』，而忘『必有事焉』工夫，恐又墮於『無』也。須是不滯於『有』，不墮於『無』，然乎否也？」
所論亦相去不遠矣，只是契悟未盡。上蔡之問，與伊川之答，亦只是上蔡、伊川之意，與孔子《系辭》原旨稍有不同。《系》言「何思何慮」，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，更無別思別慮耳，非謂無思無慮也。故曰：「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。」云「殊途」，云「百慮」，則豈謂無思無慮邪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。天理只是一個，更有何可思慮得？天理原自寂然不動，原自感而遂通。學者用功，雖千思萬慮，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。故明道云：「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」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，便是「用智自私」矣。「何思何慮」正是工夫。在聖人分上，便是自然的；在學者分上，便是勉然的。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，所以有「發得太早」之說。既而云「卻好用功」，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。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。今道通之言，雖已不為無見，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。
【譯文】
信中說：「謝良佐曾經問『天下何思何慮』。程頤先生說：『有此理，只是發得太早。』此之於學者而言，固然是『必有事焉而勿忘』，但也必須明白『何思何慮』的景象，並放在一塊看才對。如果不明白這種景象，就會有拔苗助長的弊端；可若是只知『何思何慮』，卻忘記了『必有事焉』，恐怕又會墮入虛無。必須既不滯於有，又不墮於無，這樣說對嗎？」
你這樣說基本上正確，只是深度還不夠。謝良佐與程頤的對話，也只是他們兩個人的意思，與孔子《易經·系辭傳》上說的宗旨稍稍有別。《系辭》上說「何思何慮」是說所思索考慮的只是一個天理，沒有別的思慮，並不是說沒有任何思慮。所以說：「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。」說「殊途」，說「百慮」，豈是在說「無思無慮」？心的本體就是天理。天理只有一個，還有別的可思慮的嗎？天理原本就是寂靜而無所變化的，感應後就能通達的。學者用功，即使有千思千慮，但也只是要恢復心體的本原而已，並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來的。所以程顥說：「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」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，就是自私弄智。「何思何慮」正是做學問的功夫。在聖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；在學生身上必須下工夫去做到。程頤卻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，所以才會說出「發得太早」的話來。緊接著他又說「卻好用功」，則是他自己已經覺察到前邊所說的話尚有欠缺。周敦頤的「主靜」說也是這個意思。現在你的看法，雖然有點見地，但仍不免把功夫當兩回事看待了。
(1) 上蔡，指謝良佐（1050—1103），字顯道，今河南上蔡人，北宋學者，師從於二程，世稱上蔡先生。
(2) 出自《周易·系辭下》第五章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？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」
本章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