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來書又云：「師云：『為學終身只是一事，不論有事無事，只是這一件。若說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，卻是分為兩事也。』竊意覺精力衰弱，不足以終事者，良知也；寧不了事，且加休養，致知也。如何卻為兩事？若事變之來，有事勢不容不了，而精力雖衰，稍鼓舞亦能支持，則持志以帥氣(1)可矣。然言動終無氣力，畢事則困憊已甚，不幾於暴其氣(2)已乎？此其輕重緩急，良知固未嘗不知，然或迫於事勢，安能顧精力？或困於精力，安能顧事勢？如之何則可？」
「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」之意，且與初學如此說，亦不為無益。但作兩事看了，便有病痛在。孟子言「必有事焉」，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「集義」一事。義者，宜也，心得其宜之謂義。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，故「集義」亦只是致良知。君子之酬酢萬變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，當生則生，當死則死，斟酌調停，無非是致其良知，以求自慊而已。故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(3)「思不出其位」(4)。凡謀其力之所不及，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，皆不得為致良知。而凡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」(5)者，皆所以致其良知也。若云「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」者，亦是先有功利之心，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，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，而培養又別作一事，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，便是「自私用智」，便是「義外」，便有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」之病，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。所云「鼓舞支持，畢事則困憊已甚」，又云「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」，皆是把作兩事做了，所以有此。凡學問之功，一則誠，二則偽。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，欠誠一真切之故。《大學》言「誠其意者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慊」(6)。曾見有惡惡臭，好好色，而須鼓舞支持者乎？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？曾有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者乎？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。
【譯文】
信中又說：「先生說：『為學終身只是一件事，不論有事無事，也只是一件事。若說寧可不處理事情，也不可不培養本源，這就分開成為兩件事了。』我認為當感到精力衰弱，不能做完事的，即是良知；寧可不做事，也要去修養本心，即是致良知。怎麼卻成了兩件事呢？如果有突發事情，就不能不處理，就算是精力衰竭，稍鼓勁也能堅持下來，由此可知，意志還是統領著氣力的。然而此時的言語行動終究有氣無力，事情做完了就疲憊已極，這不幾乎等於是在濫用氣力嗎？此間輕重緩急，良知固然不會不明白，但是有時迫於形勢緊急，豈能顧及精力呢？有時筋疲力盡，又豈能顧及形勢呢？到底怎麼辦才好呢？」
我當初說「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」的初衷，是針對初學者的，對他們這樣說也不能說沒有好處。但把做事情和存養本性分成兩件事來看，就有問題了。孟子說「必有事焉」，是說君子之學終身就是「集義」這一件事。義就是宜，心做到了宜那就是義。能致良知那麼心就能感到宜，所以「集義」也就是致良知。君子酬酢萬變，當做就做，當止就止，當生就生，當死就死，期間的斟酌調度，無非是得到真知，以求意誠心安罷了。所以，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「思不出其位」。凡是謀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，勉強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，都不是致良知。而凡是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」的人，均是為了致良知。如果說「寧不了事，不可不加培養」，也是因為先存了個功利心，計較成敗得失，爾後做出的愛憎取捨，是把處理事情當成了一件事，而把存養本性又當成了另一件事，這就是有了重視本心而忽視做事的心態，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慾上了，就是把義看做外在的東西，便會有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」的弊病，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誠的功夫了。你所說的「鼓舞支持，畢事則困憊已甚」，以及「迫於事勢，困於精力」，都是把處理事情和存養本性當做兩個事兒了，因此，才有這樣的結果。凡是做學問的功夫，精一就是真誠，一分為二就會虛偽。這都是因為致良知的心還缺乏真誠確切。《大學》中說：「誠其意者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慊。」有誰討厭惡臭、喜歡美色還需要鼓舞振作的？有誰這些事情做完後疲憊不堪嗎？又有誰迫於形勢、沒精力趨避而做的嗎？由此可知病根從何而來了。
(1) 持志以帥氣，出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第二章：「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』」
(2) 同上。
(3) 出自《中庸》第十四章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」
(4) 出自《論語·憲問》第二十八章：「曾子曰：『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』」
(5) 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十五章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
(6) 出自《大學》第六章。
本章完!